南宁一小区停车矛盾升级，物管报警18次都无法解决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(shènglì)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(hézuò)，推出“抗战回望”系列，选取抗战期间的(de)报纸、图书、日记等史料(shǐliào)加以介绍，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，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。 本文介绍《江苏省江南两年来政情述要（民国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(shíèryuè)）》一书，反映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的敌后抗战与(yǔ)施政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(hòu)，国民政府(guómínzhèngfǔ)治下有“省政府(shěngzhèngfǔ)行署”的设置，最开始为各省省政府自行设立行署与(yǔ)各类类似性质的机构，不久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《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》对行署的地位加以确认——“各省当时(shí)所已经设立类似行署的组织(zǔzhī)均依次改组而取得了法律的根据(gēnjù)，而其他各省也纷纷请求在适当地区成立行署”。其中规定，行署是为了“增进地方行政效率，适应战区情况”而设立的，就职权(zhíquán)上来说，是“在所辖区域内代行省政府职权，以省政府主席名义行文时，由行署主任副署”。 江南(jiāngnán)行署下辖各县及其分类（1940） 对于行署的(de)设立，陈之迈(chénzhīmài)指出：“在抗战期间，敌军侵入，若干省份因战事的关系而(ér)形成割裂的局面，交通梗塞，使得省政府不能有效地监督指挥其全省境地内的各县。这种情形尤以沿江的省份为显著，因为敌人暂时控制了长江(chángjiāng)，而若干省份一部分在江南，一部分在江北，指挥遂极为不便。”江南行署自然是最(zuì)符合陈之迈论述的一例。 《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(shèzhì)行署条例》（1944） 抗战(kàngzhàn)全面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西迁，而江苏省政府(jiāngsūshěngzhèngfǔ)及其下辖(xiàxiá)各厅、处则北迁淮阴。1938年7月，顾祝同（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与江苏省政府主席）于安徽省设立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(bànshìchù)。后因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“范围(fànwéi)较小，不易推行”，1939年元旦成立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（为行政院出台设立省政府行署的法令以前自行设置的），冷欣（时任第三战区第二(dìèr)游击区总指挥）任主任。 关于江南行署的大致(dàzhì)情况，冷欣称“江南所处环境之(zhī)艰苦，地方情况之复杂，与一切政务推行之困难，在全国各游击(yóujī)区域中，可谓无出其右”。江南行署下辖二十六县，“东起上海，西迄旧都（南京），重要城镇及交通线，多为敌伪纵横盘踞，其整个县境在我方(wǒfāng)军力控制下者，惟(wéi)溧阳一县而已”。 《修正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组织暂行规程》中(zhōng)规定，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是江苏省政府为了“便利抗战时期就近(jiùjìn)处理江南一切政务”而设立的(de)，下辖管辖地内“所有江南各(gè)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区保安司令部(sīlìngbù)，各县政府暨地方团队，及直属于省政府或各厅、处之机关”，在辖区(xiáqū)内以江苏省政府名义发布命令，与国民政府所设的行署基本别无二致。江南行署驻地位于安徽屯溪。 《江苏省江南两年来政情述要（民国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）》一书出版于1941年，书名由冷欣题写。该书封面左上角印有“机密”二字，同时未注明(wèizhùmíng)该书的作者与出版社，可见该书为一内部出版物。全书分为县行政、自治、保甲、动员(dòngyuán)及(jí)组训、积谷(jīgǔ)、禁烟、救济事业(shìyè)、抚恤及褒扬、锄奸工作、赋税、省县预算、会计(kuàijì)及金库、地方金融、地方教育行政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教育经费、编审、经济斗争、统制(tǒngzhì)食粮、增进生产、举办农贷、合作事业、交通通讯、水利、地方武力这些部分，可谓包罗万象了(le)。下文将就相关部分择要说明，主要针对江南行署(xíngshǔ)的行政与抗日斗争部分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(gè)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起居日课时间表》 对于江南行署施政环境(huánjìng)的复杂，冷欣在书前的弁言中指出：“为政(wéizhèng)不难，为政于战时则难，为政于战时之前方则更难。”具体而言(éryán)，为政于战时之前方之难体现在如下几点上： 一、敌伪不时窜扰，环境遂时有(yǒu)变迁，预定之策划，不能从容措施。 二、据点密布，交通梗阻，政情之下(zhīxià)传上达，悉多所扞格。 三、兵燹以后，典章册籍，散失(sànshī)殆尽，兴废继绝，无轨范可循。 四、奸伪及非法组织，以谰言日(rì)肆簧惑(sìhuánghuò)，民性渐失其淳笃，宽则入玩法犹豫之途，严则有驱如鱼雀之虑。 五、地方贤达，作(zuò)避秦计，多流亡异地，各级机构，致叹才难。 六、农村(nóngcūn)及市镇，遭轰炸焚杀劫掠，经济破产，财源枯竭，政费(zhèngfèi)支绌。 因此，江南行署经过一年的建设后，仍仅仅是“凡百政务，粗具规模，仍未纳入正轨”。冷欣所承认的这一点在后面的叙述中(zhōng)即可(jíkě)看出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方便行政，1939年，江南(jiāngnán)行署下辖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(zhuānyuángōngshǔ)与各县县政府亦设置(shèzhì)行署，分别代行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各县县政府的职权。1940年1月，江苏省政府颁布(bānbù)《江苏省战时(zhànshí)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办事处办法》与《江苏省战时各县县政府设置办事处办法》，故而(ér)前设的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县政府的行署则(zé)撤销，而另行设置办事处，这应当是配合行政院将行署合法化与正式化的举措，亦即避免行署之间的相互混淆。 《各县(gèxiàn)受训人员籍贯及人数统计表》 在保甲方面，江南行署首先着手的工作即是修订(xiūdìng)保甲章则，因为“从前所订之各项保甲章则，用之于战前则相宜，用之于战时则颇形凿枘，盖战时情形与平时迥乎不同，适用于平时者，多(duō)不能适用于战时，平时举办保甲，以(yǐ)安定社会、充实自卫力量为主旨，战时举办保甲，则应以组织民众(mínzhòng)、团结(tuánjié)力量、统一意志、协同抗敌为主旨”。 修订的内(nèi)容有(yǒu)许多，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：一、修正联保连坐切结——“从前联保连坐切结，所应连坐者，以为‘匪’纵‘匪’通‘匪’为限，现为防止奸伪活动(huódòng)，于切结内加入勾结(gōujié)汉奸一项，如联保各户内发现有勾结汉奸者，联保各户，均应连坐，又从前规定联保各户以不得少于五户为限制(xiànzhì)，现修正为同甲联保，以期整饬”。 二、改订保甲规约——“从前规定之保甲规约举例，仅注重于(yú)自治、自卫各事项，现为配合军事，于该规约内(nèi)，加入侦查、防范汉奸及敌谍事项，不贩卖敌货、使用伪钞事项，优待(yōudài)出征军人家属事项，破坏敌伪铁道、公路及电线、其他(qítā)工事事项，提倡国民兵役、工役事项，救护(jiùhù)难民、侨民事项”。 就这两条改变(gǎibiàn)来说，无疑(wúyí)是为了适应战时的(de)需要，尽管能在多大(dà)的程度上来实行则很难说。就其中的联保连坐切结来说，中共的抗日根据地，在一些形势复杂，敌我等各类武装纵横交错的地方，仍然不得不接受甚至是支持“两面政权”之存在，江南行署在这里所定下的严厉的保甲(bǎojiǎ)制度到底能落实到何种程度，也就不难想见了。 在(zài)策反工作方面，江南行署制定了《策动伪组织反正办法》九条与《伪组织人员(rényuán)反正奖励办法》五条，将这一工作分为两个方面，分别为外层策动与潜入策动。外层策动为“制订印刷品，宣扬中央不究(bùjiū)既往之德意及来归后之奖励，分寄各附逆人员，促其(qí)幡然悔悟，并对(duì)参加伪组织人员之亲友，阐扬抗建精神，敷陈附逆利害，激发其天良(tiānliáng)，使其从旁策动，至附逆人员之直系亲属，令其移居我军后方，优加管待，以便(yǐbiàn)招致来归”。这一方法，亦为中共所熟稔。 潜入策动方面，该书则应当是为了保密(bǎomì)，不敢形诸印刷品上而“从略”。至于策反工作的具体成果，该书则称“一年以来(yǐlái)，反正者尚非少数，其姓名亦从略”，自然(zìrán)也是出于保密需要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县二年来锄除奸伪(jiānwěi)调查表》 赋税方面，该书分为整顿田赋、契税与其他税收进行(jìnxíng)说明，由于对于田赋的整顿最能够反映江南行署(xíngshǔ)在(zài)当地的统治与进取的实态，本文仅就其中的田赋部分进行介绍。江南行署治下各地(gèdì)，自沦陷以来，停征了三年，而原有的土地册串(cèchuàn)亦损失许多。于是(yúshì)，江南行署制定了《各县田赋册串暂行保管办法》，命令下辖各县切实整理、保管田赋册串。 而后，随着国军(guójūn)次第收复宜兴、溧阳与(yǔ)高淳(gāochún)(gāochún)三县，部分县份国军的游击武装亦逐渐恢复(huīfù)，相应的，恢复行政以(yǐ)后，各县的开支则自然不断增长。因此，以“江南连年丰稔(fēngrěn)，三载蠲缓，民力已纾”为由，江南行署从1940年开始复征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1939年的田赋，至于这三县1940年的田赋则递缓；青浦、松江、金山、南汇、奉贤、川沙、上海、宝山、嘉定等九个(jiǔgè)县份则“以环境特殊，未能(néng)启征”，自然是因为日军控制严密；而溧水、金坛、江宁、丹阳、句容、江阴、武进、吴江、吴县、无锡、常熟、昆山、太仓等县，则依照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《战区土地(tǔdì)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救济(jiùjì)暂行办法》中规定的“沦陷地方经过克复，或为我游击武力控制能行使政权之地区”的土地赋税与附加税“应予减征(jiǎnzhēng)，以不超过原税额百分之五十为原则”，按照原税额实际征收这些县份五成的田赋。 《战区(zhànqū)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救济暂行办法》 这样看，实际上江南行署则是依照法律(fǎlǜ)允许的(de)最高限度对这十余个县份来征收(zhēngshōu)赋税的。但是(dànshì)，新收复且一直处于敌我拉锯战之中的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却依照原有田赋的全额进行征收，则未必合乎这一法律的规定。可见江南行署在实际执行法律中仍有相当大的变通，在特殊环境(huánjìng)下，这一变通未尝不能理解，只是对于往往要向多股政治势力(zhèngzhìshìlì)缴纳田赋与饱经战乱的当地人民来说，则又是平添了一层重负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江南行署的这一举措能在(zài)多大程度上落实，便又是一个疑问了(le)——1940年江南行署的预算中，可获得这些县份(xiànfèn)上缴的田赋七十万元。但结果是，镇江、丹阳、江宁、句容(jùróng)等县“以原有田赋册籍完全损失，敌伪又时常袭据，举办征收，极为困难，颇多中途停办”，惟有宜兴、溧阳、高淳、金坛、溧水这几个县份可以征收，最终全年(quánnián)实收(shíshōu)田赋五十余万元。 纵观全书(quánshū)，该书在缕述江南行署的(de)施政当中，一方面是在有些地方语焉不详，或是隐去(qù)相关(xiāngguān)事实，或是隐去具体的人名、地名与数字，应当是出于保密考虑，尚可以理解；而另一方面，则许多地方都是大谈江南行署的制度设计与规划(guīhuà)，却无法告诉读者这些举措是否能够落到实处，收到多少成效，这两方面缺憾多少限制了这本书的价值。 但是(shì)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这两点缺憾又反映出江南(jiāngnán)行署(xíngshǔ)在当地的(de)施政成效，至少在这本书出版的1941年以前，是十分有限的，其施政成效基本是集中于国军主要控制的几个县份，否则不会(búhuì)在图表与文字说明上如此缺失。也正是因为江南行署的施政效果十分有限，故而今日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，相对(xiāngduì)其他敌后地区来说也更少，因此，这本书的价值也从中凸显出来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(duì)战时短期教育全期学术科时间配当表》 在(zài)这本书的(de)编撰前后(qiánhòu)，江南行署下辖地区的日军开始猛然增兵，汪伪政权也开始厉行清乡，江南行署的命运自然(zìrán)益形(yìxíng)岌岌可危。毕竟，无论江南行署及其下辖各行政(xíngzhèng)督察专员公署政府与县政府如何努力，没有武力的支撑，终是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同样的道理，相较行政部分较多的语焉不详，该书在叙述地方武装的收编、组织、整训与战果方面则较为翔实，亦折射出了江南行署在行政成果上的缺失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术科基准表(biǎo)》 回到(dào)开头，冷欣在弁(biàn)言中所说的“为政不难”显然只能代表他个人(rén)的看法，否则许多人所认为的，南京国民政府(guómínzhèngfǔ)治下十年的许多地方行政糜烂，更有时人认为“当县长要有三个‘万’的本领，即(jí)是‘万死(wànsǐ)’、‘万恶’、‘万能’”，这些岂不是成了无的放矢？联系到他在战前基本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地方行政工作经历，而一直投身军队，地方工作经历的缺失也许正能解释他的这一刻板印象的产生。 抗战军兴，地方行政往往围绕着军队的需求而展开，至于前方(qiánfāng)与敌后(díhòu)的地方政权则舍军队而无以维系，许多如同冷欣一样此前全无地方施政经历的军人得以主政一方，而未必不会带有冷欣这样的既有偏见。有关军人从政(cóngzhèng)，后世(hòushì)评价(píngjià)褒贬不一，并早在战时就有不少非议，而“军政分离”的呼声则高涨。对于军人从政这一现象，本文无法作出任何评价，不过(bùguò)希望可以通过对于军人从政的这一具体案例的说明，来为(wèi)对这一现象的评判提供一些线索。 (本文(běnwén)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